与刘沛林教授的相识缘于《世说新语》节目的选题。“风水？”刚听到这个选题，我的心中是有疑虑的。自从一百多年前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传统学术便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真正的哲学，没有真正的科学，没有真正的宗教，等等，一个又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提了出来。在西方文化，尤其是作为精密科学典范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冲击下，研究国学，稍有不慎，便会偏离现代学术规范，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甚至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但是很快，刘沛林教授就使我打消了这个疑虑。国学阵营早就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一味坚守几千年不变的传统，墨守成规，这是没有出路的。还有一部分人，立足于现实问题，积极运用现代科学规范对传统学术进行创造性转化，走一条中西方融合的道路。刘沛林教授正是属于后者。刘教授的人居环境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用到的理论，就生态性，有道家哲学、风水观、生态学、环境学、审美论，就安全性，有建筑理论、安全理论、植物生态理论，就便捷性，有系统论、优化组合论、交通理论、线性规划理论，就舒适性，有审美论、建筑理论、环境心理学，就美观性，有审美论、艺术欣赏、文学欣赏、艺术史论、建筑理论，就人情化，有社会学、行为科学、公民教育、心理学、建筑理论、邻里空间理论。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必须打通中西方学术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而且是最具生长性的研究。
刘沛林教授着手风水问题的研究源于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1992年，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的刘沛林教授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两年前，一个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的代表团访问北大，交流中多次打听北大是否有学者是作风水研究的，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听说香港有人可能开展风水研究，便专程赶往香港，临行前特别留下一句话：“你们中国的风水，除了迷信的成分，还有许多的科学道理，是一种了不起的环境思想。”这个故事对刘沛林教授触动很大，坚定了他进一步开展风水研究的信念，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成为风水和人居环境学领域的权威。
刘沛林教授是一位治学极为严谨的学者。这在容易引起争议的国学研究领域尤其重要。前不久由于中南大学张功耀教授一篇《告别中医中药》引起的大争论，就突出表现了在现代科学成就和科学规范的冲击下传统学术的尴尬处境。作为科技哲学专业的同行，张功耀教授是我十分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他的良苦用心、专业语境和立论的高远是毫无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真理本没有中西之别，只有对的或者错的，好的或者差的科学，没有犹太人，中国人或者欧洲人的科学。很多国学家正是试图用学术的地域性来掩盖其时代性差异，从而为国学的固步自封寻找借口。
刘沛林教授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一直强调是从文化和环境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就连节目的题目，也谨慎的定为“环境艺术”。
艺术是根本不同于精密科学的。精密科学是普适的、经验的、演绎的、因果关系明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言并因此是可以证伪的。但是前科学、非科学的知识同样拥有自己的价值，例如传统习惯，例如宗教，例如哲学，例如中医和风水。否认这一点就是科学的自大狂，它的危害不亚于把非科学恶意拔高为科学。
在我看来，国学也好，西学也好，作为一种学术总会是有益于人类的。过去，我们“反封反资”，怀着几乎同样的理由对两者一起加以反对，其实是反对学术研究本身。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反对某一种学问，而是反对对学术研究人为划定禁区。人类的知识本来就是需要时刻加以反省，不仅需要引进西学来改造国学，也需要引进国学来改造西学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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