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是要将伟人拉下神坛,还原为普通人。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效果如何,但《恰》剧的另外一个效果却是始料不及的,那就是编剧黄晖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了名人。本文则是将黄晖本人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以之为典型,窥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和人格结构。
一、打通文史哲
如果说黄晖用民国时期的教育对比当下,更多的是对当今教育的反思,那么,对于剧中的主角——青年毛泽东,则更多的是一种理解的同情。和青年毛泽东一样,黄晖在大学期间有些科目成绩平平,但是对自己喜爱的科目却有着一种痴迷的追求。
黄晖喜爱什么?大学期间,古典文学独树一帜。这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重于综合,而西方文化重于分析。姑且不说这种泛泛之论到底有多少合理性,但就中国人的知识和人格结构而言,似乎确是如此。传统知识结构强调文史哲的兼通。中国传统哲学鲜有结构整齐的逻辑体系,多数是通过文学和史学作品表达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不打通文史哲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理学不正是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兼顾么?
黄晖便是打通文史哲三个领域的人。《恰》剧的成功已经证明了文学的成功,《世说新语》之《毛泽东成才之谜》证明了史学的造诣,而私下里关于哲学的交流,例如关于朱熹学说的独特见解,使我这个科班出身的哲学研究生也是耳目一新,颇为受益。
黄晖作为《世说新语》的开篇,正是由于打通这三个领域之后的独特优势。记得朱亚宗先生说过,文学家的毛病是浅,哲学家的毛病是空,史学家的毛病是窄,只有三者兼修,才是克服各自之不足。黄晖正是三者兼修,他的演讲才雅俗共赏,深入浅出。
二、出世还是入世?
但是,黄晖和青年毛泽东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主要的是一个实践家,而前者则一直是一个思考者。
和实践家直接改造社会现实不同,精神活动是在头脑中以某种方式来重建现实,不过哲学家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演绎世界的结构,文学家是通过具体形象再现世态人情。历史学家要再现过去,而未来学家要预言将来,所依据的都是同样的社会发展规律,都是同样的现实中的材料,只不过时间箭头的方向不同。
但是,不管是作为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还是未来学家,要在观念中重建现实,必须首先远离现实。只有足够的距离,才能保证眼界的宽广和思维的独立。
“思”人独憔悴。于是,黄晖不得不出世。这也是黄晖最初给我们的印象。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黄晖,我想到了庄子。倒不是因为黄晖长得像庄子,而是一种超然和从容的气质。
黄晖的住所远离市区,但是随时可以驱车而至。这一点极具象征意义。我知道,黄晖并非庄子。
黄晖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表现为诸子学说之互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追求儒以行事、道以修身、佛以养心。希望建立大功业者,还必须精通法家、纵横乃至黄老之术,好奇心重者则兼修兵农名墨、阴阳五行。而具体择取哪几家,则往往关乎出世还是入世。
单纯的出世或者入世,都是很简单的。将二者相结合,则至少有这么几种情况:
1、 以入世的精神做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所谓“超然入世”者。
2、 以出世为手段,达到入世之目的。所谓“隐而优则仕”者。